美国东部时间8月30日，美国宣布完成从阿富汗撤军。这标志着，美军在阿富汗长达近20年的战争正式结束。与此同时，“9·11”事件20周年将至。
20年来，“9·11”事件产生了哪些深远影响？和近期美国从阿富汗的撤军，二者有何内在逻辑关联？美国又发生了什么变化？
就此，新京报新京智库对话现居华盛顿的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美国中国问题和外交事务专家李成博士。
布鲁金斯学会是全球综合排名第一的智库，对美国政界、业界对华态度与策略具有重要影响。
李成是约翰·桑顿中国中心百年来首位华裔主任，对中美两国的政治与社会都有着深刻的理解。
美国人的优越感受到空前挑战
新京智库：美国从阿富汗的撤军显得仓促。有人认为，阿富汗是美国“民主实验”的失败，还有人说阿富汗惨败标志着“美国世纪”的终结。对此，你怎么看？
李成：这两种观点都有一定道理，这也是美国一部分人的看法。但我认为这两种观点都比较狭隘，有一定的误导性。
就第一个观点而言，首先，美国20年前出兵阿富汗的主要原因，其实与民主无关。当时出兵的动机主要有两个，首先是美国遭受了“9·11”袭击后的强势反应，是为了铲除恐怖主义分子的大本营或保护所。这是最主要原因。
其次，是因为阿富汗在地缘政治上的战略重要性。这是美国在亚洲扩大势力范围的必争之地。控制阿富汗这个位于西亚、南亚、中亚交汇处的战略要地，是能够帮助美国进行大国博弈的制高点。
随着美军对阿富汗占领旷日持久，尤其是后面十年，改善人权状况、保护女性权益等成了继续占领阿富汗的附加理由。其中，有的理由可能只是借口。尽管美国在对外关系中时常有理想主义者的声音，但这只是决策者中的少数。
现在，阿富汗的局势剧变，美国本土安全又将面临重大挑战。
至于第二个观点，其实，人们已经不是第一次提出“美国世纪”的终结。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及近年来美国国内政治的诸多乱象和危机，包括新冠疫情的失控蔓延等，使更多的人认同“美国世纪”的终结或“美国衰落论”。
在美国本土如此，在海外更明显。但是，一个国家的衰落或崛起，从来都不是直线性的。比如，英国是个老牌帝国，在所谓“美国世纪”之前，有一个所谓“英国世纪”。英国后来虽然衰落了，但到现在为止，英国仍然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世界强国。
一个国家战略或政策的正确与错误，一个国内外偶然事件的发生，都可能会改变历史的进程。
美国现在无论是在经济、金融、军事，还是科技领域，仍然占据世界首位，在教育和文化领域也实力雄厚。所以我认为人们必须在大框架或者大前提下，来分析或评估“美国世纪”的终结与否。同时，也要看到，衰落和崛起是一个相对动态的概念。
当然，美国衰落的说法并非空穴来风。从经济上来讲，与1960年相比，美国现在的全球经济份额下降了近50%。这是个巨大变化。许多经济学家预测中国GDP将在2028年超过美国；由于新冠疫情，这个时间已经并可能还会提前。
新京智库：美国从阿富汗撤军，也许不能由此得出“美国衰落论”，但这对于美国而言的确是一场败局。这对美国会产生哪些影响？
李成：20年的阿富汗战争以失败告终，尤其是拜登政府仓促、不负责任的撤军，对美国而言，这是在军事、战略、外交、政治、道义和心理上的重创。这也是今天许多美国人的共同看法。
美国位于北美洲。太平洋和大西洋将其与其他几大洲隔开，而邻国加拿大和墨西哥都是比较友好的，这使得美国拥有一个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这个地理优势带给美国人一种天然的安全感。
然而，近20年来，“9·11”等前所未有的重大事件接连发生，包括近两年的新冠疫情和气候变化等灾难，都使美国人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优越感和安全感逐渐消失。这种心理上的伤害是极大的。
尽管从阿富汗撤军，对美国本身而言也许是明智的，但不管从美国本身角度讲，还是从其他国家观察的视角来讲，近一个月在阿富汗发生的灾难，会加深美国社会对自身国力的焦虑感、失落感和危机感。这可能导致两个连锁反应。
一是这种心态可能会导致拜登政府在外交事务中错上加错。实际上，拜登这次处理阿富汗问题就是一错再错。
二是会导致反对势力，尤其是共和党的右翼好战势力，推动鹰派外交政策。有很大概率美国的鹰派政客会加速崛起。此外，鹰派政客的持续抬头，也会抛弃过去一些年来尤其是前总统特朗普信奉的美国优先、内政至上的观念。实际上，拜登政府撤军，也反映了一种外交服务内政的心态。
阿富汗撤军对美国政坛和民众心理的冲击，再加上国内政治恶斗的驱动，可能意味着在海外有更多的冲突和新的战争，所以我们现在处在这样一个非常糟糕或者危险的境地。美国是这样，其盟国也是这样，世界处于这样一个非常令人不安的局面。
“9·11”是美国历史的重要拐点
新京智库：“9·11”20周年将至，这个日子对于美国而言非同寻常。怎么评价这20年里美国地缘政治和全球战略的调整？
李成：“9·11”是美国历史上重要的拐点。“9·11”成为美国人划分历史记忆的分水岭或分界线。即使美军在阿富汗惨败很重要，但还是不如“9·11”这个分界线重要。
首先，阿富汗战争与“9·11”是密切相关的。“9·11”不仅是历史记忆，同时，这一事件也带给美国乃至世界各国一连串的思维、认知、行为、规则上的巨大变化。
举一个例子，“9·11”前，在美国国内坐飞机是不用看身份证的，也几乎没有安全检查，现在的年轻人根本难以想象这种情况。
“9·11”后，这个情况完全改变，各种检查都出现了。而且，不少美国人开始用怀疑的眼光来看阿拉伯人和穆斯林信徒。这种恐惧和观念上的变化是非常明显的。
当然，更重要的变化是美国地缘政治和全球战略的重大调整。
小布什刚当总统时，美国的主要对手，第一个是伊拉克，第二个是俄罗斯，第三个是中国。
“9·11”事件彻底改变了小布什总统的战略思维和布局。美国当时的当务之急变成了对付恐怖主义组织。2001年后的十余年中，反恐成为美国安全战略的重中之重。
“9·11”也促使美国创建了一些全新的政府机构，如国家安全部和国家反恐中心。随后两个战争——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都跟“9·11”直接有关。
美国发动的阿富汗战争，在过去的20年中取得了一定的成效。20年来美国本土几乎没有再遭到外来恐怖分子的袭击。
新京智库：“9·11”后近20年里，美国的安全战略也有过波动。从阿富汗撤军，是否成为其安全战略再一次调整的新标志？美国现在的主要对手有哪些？
李成：答案应该是显而易见的。2018年前后，美国战略部门再一次改变了地缘政治和全局战略框架，也就是不再将恐怖主义组织和所谓的“流氓国家”当作国家安全或者外交的重点打击对象，而是把与地域大国像中国、俄罗斯的竞争又放到了第一位。
从阿富汗撤军，无疑是这一战略重心转移的重要部分。当然这里也有我前面提到的美国国内政治、经济、社会因素，包括“内政至上”的考虑。
我认为，不管是特朗普的共和党政府，还是拜登的民主党政府，如果把中国认定为敌人，实际上是再一次出错，又一次找错敌人。其实，美国的敌人不应该是中国，而是人类共同的敌人，比如新冠病毒、气候变化的挑战、核扩散的威胁，以及海内外的恐怖主义分子。
但是很遗憾的是，目前这种声音，包括我的观点，在美国并不占上风。在美国，对中国的恐惧和妖魔化仍然有增无减。
“9·11”完全颠覆了战争思维模式
新京智库：“9·11”不仅仅影响美国，也影响了世界。“9·11”事件20年以来，对全球带来哪些重要影响？
李成：“9·11”的影响是极其巨大的，而且是多方面的。我想着重讲三个方面。
第一，“9·11”完全颠覆了战争思维模式。以往的战争，主要是发生在军人和军人，或者国家与国家之间。“9·11”改变了这个模式。1999年，两位退役军官出版的《超限战》，就谈到这种不对称的战争。
超限战不存在战场与非战场的区别，可以是职业军人之间的对抗，也可以是民间个人或群体之间或对国家的对抗。
“9·11”事件，19个阿拉伯人，用了19张商务舱机票，就给超级大国美国带来灾难性的重大伤害。这是典型的超限战。
近些年来，战争的形式又发生了新变化。机器人和无人机的广泛使用，尤其是人工智能的突飞猛进，又一次改变了战争态势。
所以有人说，战争的形式，过去是人与人的战争，后来发展到人与机器的战争，现在正在走向机器与机器的战争。
这种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变化，并非只出现在科幻电影里，而是正在我们面前开始显现，这是非常可怕的前景。
当前，美国和其他一些国家在海外的很多战争，有相当高的比例是机器人在打。这些是对人类社会理性、智慧、伦理的根本性的挑战。
第二，“9·11”事件为中国赢得了近20年的快速发展机会，中国的建设有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我想用一些具体数字来说明这一发展变化。2001年，中国GDP全球排名第六，位列美国、日本、德国、英国和法国之后，当时中国的经济总量只是美国的12%。今天，中国GDP是世界第二，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达到了美国的71% （有的研究报告认为是75%）。中国GDP预计将在数年后超过美国，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经济实力转移。
世界经济版图在迅速发生变化，其中，中国的日渐强大是一个重要内容。但如果没有和平的环境，就没有这一切。所以，这段历史告诉人们，和平是多么珍贵。
第三，恐怖主义的标签被滥用或者被过度政治化，在这方面，西方有着明显的双重标准。
哈佛学者亨廷顿上世纪90年代提出的“文明冲突论”虽然有很大争议，但却对美国外交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
这种理论认为，冷战后的国际冲突不是发生在国家之间，而是发生在文化之间， 发生在伊斯兰文明与西方文明之间。
亨廷顿还明确指出，这种文明冲突也包括以中国为代表的儒家文化对西方文明的挑战。
对“文明冲突论”，我是不认同的。这一理论有意无意地将不同政治文化间可以理解的争议和可控的矛盾扩展成难以调和的、无休止的仇恨和对抗。
新京智库：为什么美国和一些西方国家对其他文明持有偏见？
李成：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如果总是持西方文明优越感，这些国家和其民众就很难客观看待其他文化或者文明，并在真正意义上接受并推崇多元文化，以寻求文化间的对话和交流，促进人类社会的共同进步。
同时，美国的人口结构正在发生巨大变化。目前，美国的18岁以上人群，白人已经不到一半。作为一个多民族的国家，现在美国已经没有一个种族占绝大多数。
美国的“白人至上”主义，会对其国内人口结构变化产生恐惧。这也可以说是“文明冲突论”的内化。
拜登在外交上没有缓和对抗
新京智库：拜登履职美国总统已超过半年。你如何评价拜登政府的外交政策和施政表现？
李成：拜登上台时，实际上他强调执政的重点是美国内政，而不是外交。他也提出了维护和改善中产阶级的利益是重中之重，外交要服务这个当务之急。
拜登政府提出的4个议题很明确：控制新冠疫情，改善经济，缓和国内种族矛盾和重视气候变化。我认为这些举措都是必要的。
但是，拜登和他的团队在具体操作上，一直是南辕北辙。在国际事务当中，尽管他们确实改变了特朗普的“美国优先”和单边主义，加强和同盟国的关系。
但同时，拜登在外交上不是在缓和对抗和冲突，而是四面树敌。他没有把更多的资源和重心真正用在国内，可谓败笔累累。尤其是与中国的关系上，不仅没有好转，而且是继续恶化。
新京智库：拜登的支持度下降了不少。最近美国又出现新一波疫情，拜登政府的防控政策有效吗？
李成：在疫情防控上，拜登政府下的CDC（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对于戴口罩的政策是朝令夕改。这也是出于政治目的，急于要成功，没有有效避免或控制目前美国第4波疫情的流行。
现在美国平均每天有15万人感染，有1000人死亡，尤其是儿童的感染比率和重症比例在迅速增长。
美国有的地方已经开学了，如果感染趋势继续上升，可以想象，拜登政府遭到的批评将会有多大。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他不仅没有得分，而且目前失分非常严重。
另外，美国现在通货膨胀也严重。美联储说通货膨胀是暂时性的，但人们越来越关注这个“暂时性”到底要维持多久。这也加剧了人们对经济前景、贫富差距的担忧。
拜登的支持度在迅速下降。尤其因为阿富汗战争和新冠疫情，他现在的认可率已经低于不认可率。日后拜登政府高层官员辞职，应该说是大概率事件，虽然还不知道谁会先辞职。
2020年大选，特朗普败给了拜登，但“特朗普主义”还在，甚至特朗普也有可能卷土重来。在共和党高层，那些批评特朗普的人已经被边缘化了。
这也反映了美国政治的撕裂，矛盾的激化。这些将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美国一年后的中期选举和2024年的大选，同时也会影响美国的外交政策。
拜登的“中国战略”迟迟难推出
新京智库：有人认为，撤军阿富汗是由于拜登政府准备将美国的注意力集中于太平洋西岸，顺便腾出手来应对中国。是这样吗？
李成：这个说法有一定的道理。当然，口头说的并不一定是真正做的，不说的也许正在做着。美国一些高级官员甚至总统讲的并非一定是深思熟虑的战略或政策，有的言论往往是出于国内政治的需要或借口。所以人们对这个问题最好不要轻易下结论。
不过，一些细节值得注意。拜登曾经准备推出一个中国战略，但迟迟推不出来，因为有很大的难度，而且弄得不好是会失分的。
现在，美国地方政府，民间团体，以及学校和研究机构，更不用说业界和华尔街，很多想跟中国继续合作，而不是脱钩。
新京智库：美国政府是否会联合同盟国，再步入新“冷战”？
李成：美国想跟同盟国搞好关系，以制定一致的对华强硬政策，但是很多同盟国对此有保留。许多国家更看重与中国的经贸关系。
所以美国与这些同盟国内部也有矛盾，不是铁板一块。
另外，对美国和同盟国而言，对华政策中的一个重大挑战是意愿和能力的矛盾。而建立反华阵营最大的障碍是美国的同盟国，包括法国、德国、英国，也包括东亚和东南亚的一些国家如韩国和新加坡，这些国家不认同回到冷战式对抗的战略。
美国在阿富汗撤军以后，阿富汗的问题远远没有完结，国际社会和各个大国都有合作的需要。
有些持有中美零和博弈观念的人认为，美国在阿富汗的惨败将给中国带来好处。
美国陷入困境和内乱，对美国的不利自然远远大于对中国可能的不利。但是，美国实力、影响力和心理上受到了重大打击后，会导致鹰派势力的上升并使决策者在外交事务当中表现得更为激进、强硬，急于得分求成，甚至铤而走险。
因此，一个内部撕裂、自信受到挫伤的，而又急于走出困境的超级大国，对于世界包括中国都会带来新的挑战。这是“9.11” 20年后世界巨变中的一个新局面，也是一个政界、学界和民间值得深思的复杂议题。